辽代瓷枕

发布日期:2014-03-21  新闻来源:  编辑:管理员

  

辽代瓷枕
黑龙江省博物馆 靳红曼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文解字》称:“枕,卧为所荐首者也。”中国古代的枕最早以天然石块制成,以后又逐渐扩大到使用木、玉、铜、竹、瓷等。“枕”字为木字边,表明早期木枕的使用可能最为广泛,但历代流传下来最多的枕头则是瓷枕。我们所见到的关于最早的瓷枕介绍资料是在隋代,随着唐朝烧陶工艺的提高,瓷枕开始发展起来,宋代和元代达到鼎盛,不仅器形较前代有所增大,而且装饰技法也时尚前卫,刻、划、剔、印、堆朔等技法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写到宋代瓷枕时说:“修内当时秘,千年制朴淳,通身辞火气,彻体蕴精神”。
    瓷枕最初为陪葬之器,后为寝具、腕枕和诊脉之用。瓷枕不仅实用,更是成为融造型、绘画、诗文于一体的艺术品。除了有安寝之效,瓷枕亦有镇宅之威。《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人将卧兽枕作为镇宅、祈祝平安的吉祥之物。明清时期很多地方将瓷枕作为陪嫁之物。瓷枕虽然质地厚硬,但却是按人体生理结构设计制作,枕在上面,刚好托住脖颈,使身体处于一种自然舒适状态。《考余事》载:“旧窑枕,长二尺五寸,阔六寸者,可用,长一尺者谓之尸枕,乃古墓中物,虽宋瓷白定,易不可用。”瓷枕的发展总的来看,年代越早尺寸越小,宋枕的尺寸适宜,辽金以后尺寸加大,可到尺半,显得笨拙。瓷枕为生活用具,常随亡者下葬,因历史淘汰,极少见传世品,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契丹民族于公元906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在我国陶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瓷枕的发展史上,契丹人吸收了中原的瓷枕文化,生产出的瓷枕种类繁多,装饰题材多为人们花、草、鱼、蝶、兽和流云、水波纹等,并采取对称的构图方法加以表现。辽代瓷枕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及河北等地都曾有发现,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造型优美,有虎形枕、如意枕、兽形枕、仕女枕、和孩儿枕等,主要有白瓷、黑瓷和低温釉陶瓷。
    黑龙江省博物珍藏的这件辽三彩瓷枕,是1955年从沈阳故宫博物馆拨来的,为辽三彩的典型代表器物。其胎体刻印花手法和装饰纹样融汇了本民族固有的风格和内容,颇具辽三彩特点,为淡黄砂胎、质松、釉较厚、釉面均匀、多砂粒、纹饰为花树和鸟兽。此枕长29.5厘米,宽24.8厘米,高13厘米。彩枕前低后高,呈斜坡状,器物整体成凸字形,上枕面有外凸的边沿,并以白、绿、黄三色釉交替搭配,构成绚丽图案。瓷枕器底裸胎,轻叩声音沙哑,重量适中。瓷枕的四周饰以浮雕,以人物、松树、鹿、狼、海东青搭配,寓长寿吉祥之意。清晰的纹饰凸于器物表面,看得见摸得着,立体效果明显,图案性强,充分显示出彩绘艺术的时代水平,枕身中空,右侧留有一小孔。此孔为烧制时散发内部热气之用,以免烧坏。辽三彩瓷器为低温釉陶瓷,其制作工艺是将胚体烧至1100度左右使之成形,出窑冷却,再施以彩釉,复入窑烧,经800度左右第二次烧成,并在色釉中加入不同金属氧化剂,经过焙烧,变形成黄、绿、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绿、白为主。辽时期生产的低温彩色釉,是唐三彩工艺的延续传承,在当时条件下,是贵族使用器物。这件瓷枕历经1000多年流传至今,且保存完好,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它的色釉浓淡变化,互相侵润,自然协调,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瓷枕的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辽人社会生活的文化、习俗、时尚和追求。在瓷枕的正面和两侧共绘鹿6只,生动传神,契丹人最尊崇的神灵为鹿神,“每出猎,必祭其神,以期多获”。辽代契丹人与鹿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不但涉及到契丹人的衣食住行,而且还是契丹人所崇信的神灵。鹿是大自然赐给契丹人的衣食资源,因此,捕猎野鹿也就成为契丹人的生活手段和生产任务。契丹人猎捕马鹿是有季节的,一般都在五六月间。到过辽地的北宋文豪苏辙赋诗记其所见:“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 契丹人在猎鹿时要披戴鹿皮进行伪装,以便接近猎物。皇帝捺钵狩猎时设有专职的“哨鹿人”,不但在本国培养“哨鹿人”,而且属国也要进贡“哨鹿人”。如《辽史•圣宗纪四》载,统和二十九年(991年)八月戊寅“女直进唤鹿人”。哨鹿人利用一种叫做“鹿叫子”的工具学鹿鸣叫,把鹿引来,集而猎之。
    《辽代契丹习俗史》一书载:“契丹人平时猎鹿最多,新鲜肉一时吃不完,便将其制成‘鹿脯’和‘鹿腊’,契丹人进行祭祀活动时,一般即用‘鹿脯’做祭品。另在契丹皇帝送给北宋皇帝的礼物中,也有‘鹿腊’和‘腊肉’等肉制品。《辽史》还记载:一次耶律阿保机醉酒,“尝思鹿醢解酲,”“鹿醢”即以鹿肉做成的肉酱。
    契丹人在交通方面也离不了鹿, 契丹人在1000余年前就驯化了马鹿,并利用马鹿拉车。鹿与契丹人还有一层更加神秘的关系,那就是宗教信仰,以及由宗教信仰而形成习俗。契丹人最初信仰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相信万物幽灵的原始宗教,一个繁殖力极强,生命力旺盛的鹿,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契丹人崇拜的对象,在《辽史•国语解》中“祭麃鹿神”条记载:“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民间说鹿是瑶光散开而生成的,它能预兆瑞祥,与禄谐音,寓言常享禄位,为官者,藏此枕大吉也。
    瓷枕的侧面绘有飞翔的海东青。海东青是猎鹰中的珍品,体态神俊矫健,辽金时期一度为皇家狩猎的专用猎禽。在辽金皇帝的“春水”行猎中,海东青扮演着重要角色,纵放海东青捕天鹅,获鹅后举行“头鹅宴”是帝王们极为热衷的娱乐活动,因海东青在皇家狩猎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契丹人捕捉、驯养的对象。海东青是候鸟,自亚洲东北端的极地附近跨海迁徙到纬度相对较低的黑龙江流域。海东青为今日的矛。辽金两代捕捉的海东青主要来自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的五国部及女真部地区。辽金时期的鹰崇拜,可能与其民族“春捺钵”的生活习俗有关。“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自辽代以来,“捺钵”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时的四时捺钵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海东青在辽皇帝的春捺钵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等东北地区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鹰文化,海东青是这一时期鹰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瓷枕正面绘有两只对称的座狼,姿态威武雄壮。狼是草原游牧民族又爱又恨的朋友,几千年来草原民族都把狼视为草原之“神”予以崇拜。狼图腾是北方草原民族始终所信奉的民族文化图腾。契丹民族在草原狼的身上,发现、借鉴和学习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如狼有强大的攻击力、爆发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浓厚的狼家族亲情和忠诚等等。这些能力和素质都是人类渴望拥有的,因此契丹人认为狼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动物的范畴,是真正的“神”。狼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害怕狼又敬重狼,与狼斗争也与狼共存,更与狼共舞。狼是契丹人勇气和力量的源泉。
    这件三彩瓷枕是迄今已发现的辽代瓷器中的精品,风格独特,色彩明快艳丽,纹饰排列整齐有序,制作颇为工整、精巧,色彩富贵艳丽,釉色晶莹润泽,是辽三彩陶器中的精美之作。辽三彩采用单色的黄、白、绿釉,且不见蓝釉,这是和唐三彩的主要区别之一。瓷枕的釉与釉之间互不交融,致使色调对比强烈分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辽三彩作为唐三彩的延续,既吸取了唐三彩的某些特征,同时又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风俗人情,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釉陶器物,为研究我国的辽代瓷器发展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观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玉枕纱橱,半夜凉出透。”李清照的《醉花阴》千古传唱,为瓷枕作了恰如其分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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